蒋余浩：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是广东未来应有的战略思维
摘要
我们需要以制造业产业发展自身的发展过程和需求为出发点，向IT人才、数字技术研发者提出要求，促进更多更易于融入生产制造过程的新技术的诞生。这个理念认识应当成为我们设计制度和政策的核心。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是8月11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研讨会（第三场）上的发言稿，所应用材料来自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广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
正文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展现出足以改变全球秩序结构的巨大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把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到战略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数字中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近年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新征程上，广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广东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为实现“再造一个新广东、再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这一宏伟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数字经济战略已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过程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发展优势的重大举措。
数字经济已成为时代发展主题。依照通行的理解，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主要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工作人员在数博会现场介绍腾讯云数字孪生工厂（图：新华社）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迭代，促使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生产生活和治理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已成为时代主题：
一方面，可以利用数据资源支撑政府重大决策，促进政府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探索数据价值化的多种路径，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可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动能。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层面系统推进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并且突出强调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建设”“数字政府建设”“数字生态营造”四大任务并列，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加强整体布局，按照夯实基础、赋能全局、强化能力、优化环境的战略路径，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年的研究报告，我国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已经愈加突显：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8.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GDP比重为7.3%；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GDP比重为32.5%。
2021年4月5日，佛山美的微波炉生产车间（图：新华社）
此外，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治理也正稳步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疫情防控期间采纳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良好效用。
按照Jonathan E. Hillman所著《数字丝绸之路》（The Digital Silk Road，2021）的数据，美国拥有全球近70%的数字市场资本，中国占比22%，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未能实现许多核心关键领域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存在着被卡脖子的风险。
此外，中国虽然在基础学科方面培养出大量有能力从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信息通信技术研究的人才，但这些人才大多数是在美国工作，并且在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巨型平台才获得世界前沿的影响力。
二当前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广东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巨大、优势突出，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建设数字强国的要求相比、与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
一是原始创新乏力。
一方面，大型的数字技术创新平台比较缺乏，腾讯等巨型科技平台集中布局在珠三角地区，而如鹏城实验室、琶洲实验室等国家级和省级实验室尚处在建设过程中，对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突破性和引领性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未能获得足够满足，还没有形成活跃的数字技术科创市场。产业政策偏重鼓励成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对新兴技术的培育和激励不足。
原始创新的乏力，导致我省在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比如，在集成电路方面，我省本地产量只能满足本地市场 20%的需求，而且产业链严重不健全，容易受外部变化影响。在底层技术方面，我省更多的是在美日法德的架构基础上进行应用开发，缺乏自主可控的底层技术支撑。
二是数字产业生态不完善。
数字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前沿数字技术的突破，也需要有配套投入、互补性产品等产业配套体系的支撑，以此才能形成完善的产业生态，推动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的培育。
但是，我省数字产业生态不完善，未能形成稳定、健全、可靠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培育系统。比如，我省虽有一定数量的国产 CPU生产企业，但产品与下游软硬件不够兼容，架构分散且标准不统一，产业生态不够健全。
迈上新征程，广东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健全、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抓住关键点和薄弱点发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实支撑。我们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第一，需要推进原创型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
一是支持契合企业和市场需求的科研活动。
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围绕企业和市场需求组织科研，以真问题、真需求来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
同时鼓励支持企业内部设立科研机构，政府从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政策帮扶，有效促进科研机构向企业供应生产技术。此类面向市场需求或企业内部自我成长的科研机构，能够有效对接市场所需的应用研发，避免选择周期长、确定性低、商业前景不明朗的课题项目。
此外，为了让科研机构人才才尽其用、各展所长，可以考虑将职称自主评审权下放至行业领军企业、新型科研机构等单位，满足高精尖产业等重点领域专业人才的评审需求。
2023国际数字能源展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深圳举行。（图：新华社）
二是协同港澳建立科研协作联合体。
广东可以借助在粤港资、澳资科研单位加快吸引港澳科技要素，建立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联合科研机构以共同实施科技创新项目，并强化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及产业化的联动发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本身产业布局及产业发展急需，加强重大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合作研究。
同时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作为协同港澳的“桥头堡”，可探索建设兼顾服务于港澳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导航等，提升湾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水平。
第二，需要加强数字产业生态建设。
一是做大做强我省信创产业。
积极构建软件开源生态，大力丰富场景应用，推动我省信创产业快速发展。重点抓住丰富软件生态这一信创产业发展的活力之源，促进软硬件技术水平整体跃升，建设形成高质量的信创生态体系。
基础软件方面，对外联动国际基金会顶级开源项目，对内依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等，建立自主开源生态；以鸿蒙、欧拉操作系统为基础，加快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开发应用，构建开源体系；构建开源软件安全风险监测、开源生态监测等平台，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开源软件产业生态。
应用软件方面，针对国产软件体验感差、成熟度低等焦点问题，借鉴深圳构建“鸿蒙欧拉之城”的做法，对应用软件开发、应用直接补贴，打造金融、国资国企、教育、医疗等一批重点行业领域的信创应用示范标杆项目。
二是大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
创新“揭榜挂帅”“业主制”“首席科学家+委托”等核心技术攻关组织管理模式，重点突破超高清、激光等离子等新型显示技术，促进产业迈向全球高端价值链；聚焦 GPU、CPU、SSD 等硬件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做大做强战略性支柱数字产业集群。
把握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规律，加快在元宇宙、量子信息、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生态培育上取得新突破，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研究以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平台型企业向创新型中小企业开放核心应用、内容等平台能力，积极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生态。
挖掘在线教育、医疗健康、交通、能源、网络文娱、智能制造等领域潜在需求，以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推动数字产业快速发展。
广东乳源民族实验学校的学生在“未来教室”操作开源智能小车。（图：新华社）
第三，需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支持不同区域和城乡实现行业专网一体化建设，弥合“数字鸿沟”。
可围绕目前广东优势行业，如医疗、工业等行业需求，扩大和深耕“5G+”的应用场景，围绕5G+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工厂、智慧港口、智慧交通、智慧电力、智慧农业、智慧政务等行业用户需求，在全省欠发达地区逐步统一建立5G行业虚拟专网。在共用5G公网基站的基础上，通过行业用户专用切片ID、DNN和QoS实现业务隔离和差异化服务，针对不同区域和城乡的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数字化公共服务。
此外，借助新数字技术的应用，帮助欠发达地区建设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聚集区，如实现企业数据不出园，破除中小企业的数据壁垒，同时使用专用网络与公网之间进行有效隔离和差异化保障，在信息安全之外也借助“5G+智能制造”进行业务场景化，完成产线无纸化首检，提升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控制。
中国和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纵深阶段，针对这个发展过程可以形成一些较具理论性的认识。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互联网+”的战略思维不可避免需要成为主导，因为建设普惠性的数字基础设置、开放可广泛应用的数字技术产品、探索数据要素流动的基本制度框架、创立和普及数字化转型的理念等等工作，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但是，进入发展的纵深阶段，仅主张“互联网+”的战略思维就远远不够了，迫切需要在此之上强调“+互联网”战略思维作为创新驱动的根基。
多数企业已经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有可能带来的降本提质、拓展经营渠道的好处，然而现有的数字技术、基于这些数字技术而形成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本身是否能快速便捷的利用，却是未可知的。广大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产业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正是与这些技术现状密切相关。
改变这种现状的关键在于，从这些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来开发更多的数字技术，使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成为助力实体产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改变原有生产经营生态的一揽子方案。
这种改变的理念基础，是重新调整有关创新与制造之关系的认识：一方面，持续推动来自实验室的科技创新成果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动从制造业产业发展过程自身去提炼创新经验。
这里值得推荐的是麻省理工大学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PIE）的研究成果：
“当车间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带着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找负责设计的工程师，一起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当工厂把大家心照不宣的知识转化为标准化的流程，白纸黑字地写在操作手册上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当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来投诉，工厂在处理投诉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Suzanne Berger：《重塑制造业》）
我们需要以制造业产业发展自身的发展过程和需求为出发点，向IT人才、数字技术研发者提出要求，促进更多更易于融入生产制造过程的新技术的诞生。这个理念认识应当成为我们设计制度和政策的核心。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南方日报》2023年8月14日A08版·理论周刊，原题为《让数字化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更大力量》
面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你所在的机构进行了哪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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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Review
编辑 | Aleutian，周浩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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